失业洪水可点亮改革

作者:何帆  2009年07月07日 16:27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邓小平上台之后,让知识青年回城,做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但是,就业压力随之而来。到1979年,返城知青大约1700万,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大约有2000万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2009年我们应该最关心什么?是8%的经济增长率吗?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当失业的山洪滚滚而来的时候,谈论经济增长率的数字似乎显得太苍白而单薄了。2009年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将是失业的压力。失业洪水将经历两次惊心动魄的洪峰。

    第一次失业洪峰会是在春节之后到三月份。按照以往的惯例,农民工在春节之后会返回城市,寻找打工的机会。但是,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的影响,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两个行业,一个是出口行业,另外一个是房地产行业,都已经成为重灾区。根据陈锡文的估计,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15.3%,即两千多万农民工是因为失去了工作或找不到工作被迫返乡的。春节之后,这些农民工该怎么办?回到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已经盛况不再;留在当地,很难想象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能够为这么多的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

    第二次失业洪峰会是在六月份到八月份。这是每年大学生毕业和找工作的时候。估计2009年将有650万应届毕业生,加上往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到今年夏天,劳动力市场上将涌入将近1000万大学生,势如潮水。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预测,2009年大学生的失业率将超过12%。这可能还是保守的估计,其实2008年毕业的560万大学生中,到年底就已经有15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这一比例逼近了四分之一。2009年的就业形势,只会更加严峻。

    一旦失业洪水决堤,其后果不堪设想。农民工的组织性其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常人以为农民工到了城市里面就变成了散沙,没有组织,也没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农民工确实没有工会,但是到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是通过同乡、同宗的关系相互帮助的,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尽管这一社会网络的下半部分扎根在农村,只有上半部分的枝桠显露在城市。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农村的宗法势力已经逐渐抬头,在很多地区俨然已经实际上控制着农村社会的秩序。当今社会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已经无法屏蔽,而同宗同乡的社会网络有具有极其有效的号召力,这很容易导致更多、程度更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农民工的无助程度也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常人以为,农民工没有了城市的工作,至少可以回家种地。但是,很多农民工在进城的时候已经将自己的土地转包给了别人,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土地了。而且,很多农民工从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即使他仍然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是他很可能已经不会种地了。在既没有医疗保险、有没有失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土地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如果农民工想回城市回不去,想留在农村留不住,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绝望之下,极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恶性事件。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到,在大多数现代化国家之中,城市往往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但是,革命一定要出现一个联盟。当社会存在越来越多的不满,但是没有出现暴动的时候,一定是学生和农民之间难以沟通、没有共鸣。但如果在短短一年之内,农民和学生的就业状况都急剧恶化,我们很难想象,当绝望的农民遇到绝望的大学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尽管2009年就业形势严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加速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契机。洪水固然会泛滥成灾,但是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如果能够有效的利用洪水的能量,便可以化危机为机遇。历史的演进往往如此,有压力才有反应,有应战才有挑战。失业的洪水看似可怕,其实正好为改革提供能量、点亮改革之灯。

    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可为佐证。在计划体制时期,国家和公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隐含的社会契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句渐渐褪色的标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契约。所谓劳动人民,即国家有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的义务,而作为回报,公民对政府提供合法性支持。但是,在计划体制时期,真正享受到就业权利的只有城市里面吃公家饭的人,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等。即使如此,随着人口增长,政府也越来越难以继续通过国有部门提供就业机会。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组织城市中的年轻人到边远农村建立农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更是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财政部曾经算过一笔帐,发现送一个知青去插队的话,政府大约要花一、两百元,但是如果建集体农场的话,平均每个知青得花一两千元,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了插队的形式。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被生生的分割开,而且一代人的青春被无谓地消耗掉了。到邓小平上台之后,让知识青年回城,做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但是,就业压力随之而来。到1979年,返城知青大约1700万,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大约有2000万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没有工作的回城青年很快出现了不满和焦躁的情绪,当时各地不乏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性事件。解决就业成了政府的心头之患。正是由于严峻的就业压力,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迫使习惯于计划体制的政府能够摒弃过去的教条,锐意探索新的道路。1978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小小讲师的厉以宁,提出了通过股份制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股份制改革后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巨变,那是路径依赖性的体现,究其本源,政府之所以采纳股份制改革的建议,不过是就业压力太大,什么药都想拿来试一试。

    如今,中国经济又到了调整发展战略的十字路口。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能指望零敲碎打的政策,而必须做一篇大文章。为什么农民工会遇到就业压力?就是因为出口行业在过去几年出现了畸形的发展,政府和企业盲目追求出口的数量,无节制的消耗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整整一代农民工的青春被消耗在喧闹而杂乱的加工工厂里。他们的技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收入水平一直难以上升、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难以得到改善。为什么大学生的就业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与教育体制严重不匹配。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大多是在现代服务业,但中国的服务业恰恰发展滞后。其根源就是支柱性的服务性行业无不受到政府的过度管制,甚至是直接垄断。过度管制和政府垄断的后果是服务业供给不足、质量奇差、价格昂贵、需求最终也会受到严重的抑制。教育的失败本身就是一个例证。中国的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把一群青春洋溢的孩子圈在围墙的后面,没有让他们窜到大街上游荡;中国的大学,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让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学到有用的东西,他们只是慢慢地在校园中老去。一届一届的学生,来的时候是待耕耘的土地,到走的时候仍然是荒芜一片。当青春澎湃而来,又黯然而退,无所作为的教育是我们这个国度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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